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村庄的发展与变迁 感受到了英文翻译
儿童文学
来源:本站
2019-07-06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村庄的发展与变迁 感受到了英文翻译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学者关于村庄发展与变迁研究做回顾分析,旨在呈现相关的研究成果及其意义,并以此说明中国乡村发展的某些基本趋势与问题。 但因中国村庄的发展极其复杂和多样化,我们难以概括村庄发展与变迁研究的全貌。

本文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选择当前国内学界关于村庄研究的一些重要议题和热点问题加以概括分析,包括村庄发展的个案呈现、村庄转型或终结、农村社区化发展与村庄变革、“项目进村”与村庄治理新模式等内容。

一、关于村庄发展研究:农村变迁的微观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而村庄(或村落)作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作为一类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社区),可以更直观和突出地反映农村的发展与变迁。

关键词:研究;村落;变迁;改革开放;村庄发展;乡村;中国农村;分析;社区建设;学者作者简介:  提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村庄发展与变迁构成了乡村社会急剧变迁的重要方面。 以村庄(或村落)及其变迁为研究的切入点,已成为分析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条重要微观路径。

本文通过对中国学者关于村庄发展与变迁研究做回顾分析,旨在呈现相关的研究成果及其意义,并以此说明中国乡村发展的某些基本趋势与问题。

但因中国村庄的发展极其复杂和多样化,我们难以概括村庄发展与变迁研究的全貌。

本文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选择当前国内学界关于村庄研究的一些重要议题和热点问题加以概括分析,包括村庄发展的个案呈现、村庄转型或终结、农村社区化发展与村庄变革、“项目进村”与村庄治理新模式等内容。   关键词:村庄发展个案研究村落终结农村社区项目进村作者单位:林聚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马光川,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标志的中国农村改革发展,迄今已经走过了整整四十个年头,幅员最广袤的中国农村在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结构、聚落样态乃至生存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可以说,村庄的发展与变迁成为透视中国农村深刻变革的重要维度。

因此学者们极为重视对村庄发展和村落变迁的研究。

  由于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大,不同地区村庄之间在结构形态及村民生活方式和观念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村庄和治理模式。 而且,中国乡村社会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复杂性、异质性和多样性等特征。 因此,基于村落具体区位、资源禀赋及其“时空压缩”特性的不同,中国村庄的发展与变迁呈现极其差异化的样态,这就使得全景式描绘村庄变迁图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这里只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讨论村庄发展与变迁某些方面的基本趋势与问题。   一、关于村庄发展研究:农村变迁的微观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而村庄(或村落)作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作为一类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社区),可以更直观和突出地反映农村的发展与变迁。

事实上,村庄是村民生活与乡村传统的重要载体,其变迁构成了农村社会的重要层面,由此可以认识乡村社会的发展脉络。

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

因此以村庄(或村落)及其变迁为研究的切入点,已成为分析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条重要微观路径。   当然,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村庄发展与变迁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同的传统和学科分野。

尤其是人类学家一直关注村落研究,“在一般印象中,对于村庄最感兴趣的是人类学家”。

早在20世纪上半叶,由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杨庆堃等一批中国著名学者,形成了村落变迁研究的人类学传统,而且建立了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学派”,开创了“社会学中国化”之先河。

他们相继完成了《云南三村》、《祖荫之下》等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可以说,社区研究的兴起不仅代表着社会学中国化的肇始,更是展现了社会学的“中国风格”。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术界对村落的研究又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在研究村落方面都有不少重要成果问世,为推动相关研究的本土化做了诸多探索。

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王铭铭关于“溪村”的个案研究,庄孔关于金翼黄村的后续田野研究,阎云翔关于东北下岬村的田野研究,周大鸣关于《华南的乡村生活》的追踪研究,朱晓阳关于滇池岸边一个“小村”的案例研究,等等。   以上人类学家多以“参与者”的视角研究村落,但社会学家则更多的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开展村庄研究。 特别是社会学家通常把村庄变迁放在更大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加以分析,以解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和未来。 例如,折晓叶在《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通过对中国南方的一个“超级村庄”的实地研究,分析了在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大潮下,当地农民怎样在村域内集体地实现非农化转移,从而说明了村庄由“农”到“工”的转变。

毛丹在《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一书中,通过对浙江萧山市尖山下村的系统考察,解释了这里“单位化村落”的发展及其特征。 卢晖临通过对汪家村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了一个集体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形成演变的。 而李培林等人则关注到伴随城镇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村落终结”问题。

  另外,社会学家对村落的研究跟人类学家也存在其他一些方面的不同。

比如,社会学更重视实证研究理路,着眼于宏大叙事,试图从宏观上把握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主要脉络,而人类学家更重视微观的“深描”。 用庄孔韶的话来说,社会学家专长于大面覆盖的“蝗虫”法,而人类学家专长于小点深描的“鼹鼠”法。   事实上,目前国内关于村落研究不但存在着学科差异,也存在着突出的方法论之争或危机。

这既涉及个案与代表性问题、以及“地方性知识”与“整体社会知识”问题,也涉及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等。 村落研究所面向的是现实形态的村庄生活,这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活生生的场景资料。 然而,研究者形成的“村落表征”与“生活实践场域的村落”不可能完全一致,难以做到“真实重现”。

所以,村落研究的代表性和真实性问题不可能通过一种方法或思路迎刃而解。

不过,作为村落研究者,我们应该保持某种警觉,既要防止落入“本土-他者”“传统-现代”等二元分析框架的陷阱,也要防止朴素经验主义的特殊个案叙事,从而有效规范地开展相关研究。 为此,当前的村落研究需要进行方法论的反思,进一步探讨相关的理论问题,以求村落研究的创新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