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来:让文字放射出温暖的光芒
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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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0

作家阿来:让文字放射出温暖的光芒

阿来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家阿来,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

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中篇小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主要作品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云中记》等。   那场惊天动地的汶川大地震过去10年后,作家阿来动笔写下了长篇小说《云中记》,献给5·12地震中的死难者,献给地震中消失的城镇与村庄:一个祭师,回到即将随山体滑落的村庄,与逝去的亡灵为伴,不再离开……阿来以一种史诗的气势、乐章式的叙述结构,以虚构的云中村为例写出人性的尊严和命运的悲怆。

  阿来说,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回响着莫扎特《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 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这个题材一直放在心里,与生命融为一体,也不经常去想它,它会自动地在脑海里呈现,终于有一天它变得清晰起来,让我想把它写出来。 ”写灾难有很多作品,如何书写灾难却有很大差异。 阿来一直在探索属于自己的书写灾难的路径,经过长达10年的沉淀思考,终於找到了他的独特表达方式。   地震以后第五天,阿来在一个死了七八千人的镇上帮忙,他觉得自己要在场。

那天晚上,所有抢救都停下来,阿来回到车上,灯光关了,四周安静下来,阿来突然发现天上星星很明亮。

因为看了那么多死亡,觉得对死亡没有恐惧了。

  阿来说:“当时我突然想了一个问题,除了哭泣和痛苦,我们还有什么方式能够面对死亡?这么多死亡的发生应该对活着的人是一场精神洗礼,但是为什么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学作品没有这种东西。

可能跟中国人的观念有关,儒家认为未知生焉知死,不讨论死,不讨论那些神秘和虚无的东西。

佛教认为所有好与坏都是因果链条,这些人同时死亡,难道他们在上一世有同样的因缘?解释因果,我们就失去了对生命、对命运的讨论,所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  在那个时候阿来特别想有点声音,他翻到了在车里常听的莫扎特的《安魂曲》,一个面临死亡的人,直击自己在死亡之前跟死亡发生对话,不止是痛苦,不止是恐惧,有对生命的华美和庄严的强烈的表现,阿来觉得这真了不起。

  阿来那时没有想过要写地震。 又过了五六年,阿来的一个搞摄影的朋友回访灾区,拍了几张照片,照片里有一个羌族村子的巫师,拿着羊皮在舞蹈,从此阿来心中就有了这个形象,再想起地震,这个形象很固执地不断出现。

去年5·12地震10周年的时候,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阿来突然泪流满面。

10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他开始了书写。

一开始出来就是这个祭师的形象,一个人,一个村庄,照片里的这个人动起来了,阿来只是追踪、记录,把他这些年来对这场灾难的思考、感受融入进去。 因为对羌族人的生活不太熟悉,所以阿来想在小说中换一个场景,换成自己熟悉的藏文化。   阿来意识到,中国人面对死亡,一时悲痛,然后把这个悲痛交给时间去打磨,然后遗忘,而没有从中得到对生命哲理性的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尤其是面对这种灾难性的、群体性的死亡,阿来觉得应该有一些洗礼性的东西。

阿来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每天都放《安魂曲》,他想从西方文学艺术处理灾难、对待死亡的方式中得到启示。   “之所以从一个祭师入手写这本书,是由于祭师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形成桥梁。

”阿来说。

  写完这部作品,阿来觉得心里老搁着的一个东西就放下了,对他来讲也有一种自我解脱,那确实是过分血腥、过分残酷、过分沉重的东西。

  在这部诗性盎然的小说里,阿来赋予万物灵气,花鸟、天地、山水之灵,皆在小说中出现。

如评论家王春林所说,阿来写一个人回到废墟的村庄上,最后他所抵达的思想境界、艺术境界既开阔又有极大的纵深度,真正达到天地人生共生共处的豁达的境界。

不止是那个人,不止是叫云中村的村庄,还有一众早已经逝去的亡灵,还有亡灵的前世今生,有山、有水、有动物、有田、有地、有大自然。

借助这样一个很小的切口,阿来打开了一扇窗,有一整个世界的涌入,有自然意识、社会意识、人类意识,甚至也有一种宇宙意识的表现。

所以读这部作品我联想到两部中国古典的作品,一部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另外一部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阿来是一个让我们觉得他已经占领了一个世界、但是他又总是能够开拓出新的天地的作家。 如果我们把这部作品放到阿来从《尘埃落定》一直到现在整个作品系列里看,《尘埃落定》《格萨尔王》《机村史诗》,包括《蘑菇圈》《三只虫草》等等,最后到《云中记》,这就是一个宏大的建筑,到《云中记》这是宏大的建筑一块封顶的石头摆好了。

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写汶川地震,或者说汶川地震是它的艺术上的出发点,但未必是它的目的地。 在这个小说里,云中村既是这样具体,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寓言性。

这里面有浩大庄严的东西,这种浩大庄严里既有生命之命运,也有文明之命运,涉及到一个藏族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一个古老民族的生活意义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在阿来看来,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生活的能力。

作家不能光靠灵感来写作,写作需要积累和沉淀,对事物有更本质的认识。   读书、写作、行走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读书是为了更高地理解这个世界,行走是为了更深地体验这个世界,一年中他有一半时间在外行走,一半在农村,一半在城市。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他读的书各学科各门类都有,写这样一部小说,要了解宗教知识、地震知识、地理学知识、自然界的知识等等,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笼统的形象,而是通过具体的一棵树、一朵花、一块岩石等等呈现,所以要在行走和阅读中观察了解,同时在行走中深入社会,观察社会,增加阅历。 写藏区生活是写他熟悉的生活,他表示,也许要用后半生去熟悉城市,书写城市。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责任编辑:虞鹰。